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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土地更好的为农民增福祉,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这么穷

时间:2019-11-23 01:23

农业问题学者李昌平在走访了数个西部农村后,深刻剖析了农村贫... 农业问题学者李昌平在走访了数个西部农村后,深刻剖析了农村贫穷的原因:资源少、农民素质差、扶持力度弱都是借口!以下是李昌平数年前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演讲稿节选。九个头条进行了一定编辑。

让土地更好的为农民增福祉——贺雪峰《地权的逻辑Ⅱ:地权改革的真相与谬误 让土地更好的为农民增福祉——贺雪峰《地权的逻辑Ⅱ:地权改革的真相与谬误》札记之三 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农民的命根子。如何让守着土地“金饭碗”的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好的享受土地带来的福祉,确定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重大课题。这需要区分哪些农民在被征地,又是哪些农民在征地中受益;土地增值的收益究竟应该怎么分,又如何让农民在征地的过程中更好的受益,需要理性分析,仔细研究。 农民因何而抗争?土地征迁已经成为农民上访的重要因素并频频引发群体性事件,核心是利益分配的博弈。若仔细分析,由于土地征用补偿有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农民对于征地的抗争焦点在于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其价值评估的弹性较大、涉及农民的利益更多,往往关乎今后生存的质量。所以征地难,不在征地本身,而在伴随征地产生的地面附着物赔偿,所谓的征地恶性事件,也多数是拆迁恶性事件。由于急于拿到土地,政府便将没有达到整理标准的“毛地”甩给开发商,后者便直接与农民暴力对抗,甚至不惜运用黑社会手段。 由于征迁的利益博弈关键在此,因地理区位而处在不同位置上的农民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抗争景象:对于城中村而言,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土地巨额增值部分的更多分配权争取,争取的结局往往一户就能增加几十万上百万的补偿,农民必须拼力争取,钉子户因此层出不穷;对于城郊农民而言,关乎征迁后的生计问题,必须争取在补偿问题上提高标准,确保后续的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条件,但这一区域往往处于城市发展的新兴区,拆迁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出现政府转手企业后的暴力强拆与农民的极端抗争行为;对于远郊区的农民来说,面临的问题是将被迫融入工业化、城市化,面临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努力抗争,为今后的新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抗争并不能掩饰其内心对于征地的期待;对于农区的农民而言,地面上的青苗补偿费同样有争取的空间,可以增加一次性补偿数量,改善生活,但由于赔偿数量的总体较少,其抗争程度明显弱于城中村和城郊农民。 土地征迁到底该怎样补偿?只能是坚持法律基础,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出补偿。而且土地增值不仅仅是农民的事,是政府、社会、市民共同的事,更要综合考虑,合理分配。至于一些书斋学者幻想的“同地同权同价”只怕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既然连同一价值的商品在不同地域的统一价格都做不到,在网上网下的价格统一也做不到,何以让土地这样自然属性极强的资源在不同区域统一价格? 首先,大幅度提高土地征用价格并不现实。按照目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折算下来,一般也就二三万元,一亩地一般征收补偿不超过6万元。如果不分用途、不分地域,一律大幅度提高补偿标准,则可能国家征不起,企业用不起,公益设施建不起。比如提高土地征用补偿十倍,则60万元一亩的工业征地成本,谁用得起?所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只是删除了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的内容,规定应公平补偿,并没有传说中的涨十倍。 其次,提高补偿标准要分地域而差异。不同地域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也要相应调整。比如,中西部目前的水平还是低了,确实需要提高;而东部、大城市的补偿标准已经不低,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 再次,对同一城市不同区位的农民补偿也要区别对待。对城中村的农民来说,已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暴富,其在征地问题上与政府的博弈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巩固土地食利阶层的地位;对城郊村的农民来说,可能因为并入城市也成为新的土地食利阶层,也可能因为土地用于工业,由此面临贫穷和失业的危险,必须提高补偿,解决长远生计;对于远离城市的农民特别是农区农民而言,征地可能会带来一笔不小的大额收入,但后续的就业与农业生产需要充分考虑。 再次,政府的土地经营成本不应忽视。政府应该在土地经营中取得收益,或者至少要收回成本,否则政府经营城市、招商引资就无法继续进行;如果政府经营不了土地,农民也难以在土地转变用途中收益。在土地利益的问题上,政府与农民是紧密联结的,农民想多得到一些补偿,政府可能也想多卖钱,但一切归根结底都要由土地市场来决定。 最后,征地补偿的办法要也要探讨。地利到底应该归谁?土地是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只归被征地的农民,对于其他农民是否公平?对造成地价提升的政府、工商业是否公平?对即将使用征用土地的城市居民是否公平?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土地征用的增值归集体,农民只能拿部分补偿,这之间的比例如何确定。如何长久保障农民征地后的生存问题,需要很好研究,那种分光吃净的做法后患无穷。但从实际看,农民往往愿意当下将钱平分,对长远的事或许想得少,或者不信任政府,担心将来拿不到,更需要有针对举措。 如何让土地更好地为农民增福祉?从今后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中国城镇化仍然需要增加大量的建设用地,即使工业建设用地未来不再大幅度扩张,甚至总体上可能还应该有所收缩,但局部地区还会增加。更重要的是,既有2亿左右农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入城定居需要的建设用地,还有未来每年1000万左右城镇新增人口所需的生活用地,以及相关城市公共交通、电力、通信、给排水等市政公用设施和学校、医院、文化设施、体育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建设用地。这都需要持续、稳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作为基本保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土地征用也需要转型和创新。 应该推动土地开发方式的多样性。政府更多的是规划、统筹,减少直接征用,扩大土地市场化运作,允许适宜的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等。同时,要城乡一体推进土地开发,减少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现象(像部分打工者进城遗留下来的乡村企业土地闲置率高达55%以上,将来必然面临转让和整合),用好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应该努力实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多元化。要眼前还是要长远?拿了钱折腾光了怎么办,儿子们的将来怎么办?无论是政府,还是失地农民自身,现在都需要考虑长远的打算,比如就业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突出的是养老、医疗,还有子女教育的问题,等等。如何让农民信任政府是关键问题,既要有合理的当下补偿,更要有美好的未来预期,农民与政府的土地博弈才会实现双赢。 总体的原则是,让农民有充分的生活保障,但还不至于成为完全的土地食利阶层,特别是让少数的农民成为土地的食利者,而多数的农民没有更好的受益。正如作者在评述深圳土改问题时所指出的,当一个社会中,以弱势农民为话语来为其实已极其强势的土地食利阶层讲话,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剩余主要被土地食利阶层瓜分,当一个社会已经形成刚性且庞大的土地食利阶层时,这个社会的经济就无活力,发展就无希望。但愿这不是作者的危言耸听,也希望社会更多的关注真正的弱势农民群体,就是那些中西部的被征地农民和纯农区的被征地农民。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地羞愧。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1、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少数人代表“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2、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3、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4、金融制度

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5、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6、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7、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8、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9、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